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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雷锋同年出生的“中国好人”

为了那些濒临失学孩子的明天，再苦再累都值得！

口述：王显才  采访整理：倪旭生

（一）退伍不褪色  退休不退岗

我叫王显才，安徽省无为市人，男，1940年5月出生，2020年，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80”后了，目前仍担任无为市十里墩镇关工委主任兼老干党支部书记。

我于1959年参军入伍，1964年入党，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因表现比较突出吧，先后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后被提干任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79年，我在副营长职位上转业回地方工作。2000年下半年，年满60周岁的我如期退休。

从原无为县十里墩乡人大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我也准备好好地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种种蔬菜，养些花草，带带孙子，可是，在2010年的一天，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找我这个“70后”谈心，希望我能到关工委来工作。说实话，出于多种因素考虑，我犹豫了许久许久。

2011年，已经71周岁的我，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然后再设法做通家里人的工作后，应原十里墩乡党委政府邀请，我正式担任乡里的关工委主任。10余年来，我

始终胸怀一颗热心，坚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骑着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深入一家家企业“化缘”；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反复核实那些濒临辍学危险的孩子家庭背景、致贫原因及帮扶计划等。截止目前，我和同事共募集善款258.8460元，资助贫困生1246人次。这些贫困学生中，有19人考上大学，其中4人已走上工作岗位，正在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在报答亲人的养育之恩。这个美好的结果，正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和不敢、不能懈怠的力量源泉。

在对孤儿和特困家庭孩子倾注更多心血的同时，我也十分关心帮教辖区失足及后进青少年，持续不间断地开展“爱心助孤”系列活动，并持续跟踪问效，直至他们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再到长大成人。我工作的最大心愿，就是使这些不幸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感受到人间有爱，未来可期。

多年来，我个人有幸荣获“芜湖市优秀共产党员”、“芜湖市岗位学雷锋标兵”、“芜湖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芜湖市最美退役军人”、“无为县优秀共产党员”、“无为县‘最美双拥人物’”、“无为县道德模范”、“无为县‘五老标兵’”、“无为县‘四好’离退休干部’”等多项荣誉称号。2017年5月份，我被评选为“芜湖好人”，2018年被推选为“中国好人”。

我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县各类表彰达数十次。但我深知，自己虽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还很不够，距离上级的要求、距离群众的热切期盼还有很大的差距。只要我的身体条件、精力体力允许的话，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以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孩子们的期待，积极回报上级的褒奖、关心和关爱。

（二）“两个轮子转起来”

镇上的主要领导见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也曾关心地对我说，要设法为我安排一辆车。可能领导是考虑我做过大手术，除了有照顾老同志的意思外，也有出于安全因素考量吧。但是，组织上的好意被我坚决拒绝了。我认为，坐在轿车上跑会无形中拉开我们关工委同志与贫困群众之间的距离。另外，骑电动车在一些偏僻的乡间小路上跑起来也的确是方便，既节能环保，又能为政府节约经费。

我们平均每天跑十几公里，有时一天多达几十公里。这十多年来，我先后跑坏了12个电动车轮胎（内外）。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水。说不苦不累那肯定是假话。记得有一次，天上正下着大雨，我要到虹桥社区去。一路上，眼镜被大雨淋得根本看不见。不得已，我只好一路走一路擦；车轮子被裹挟上厚厚的泥浆，老是打滑。当时真有点狼狈不堪啊。

说句实话，我也有过要打退堂鼓的念头，可是一想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便很快打消了那个念头，继续鼓劲，埋头前行。我经常与同事老吕掏心窝子地说，我们不能一退休就“放松”了自己，那样也就放松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啊。困难困难，一旦战胜它了就不再难；出路出路，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路。

镇上为关工委配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及电脑等办公设施，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全镇所有的社区、村庄、贫困户尤其是面临失学的儿童、青少年家庭，这才是我真正要去的地方啊！我曾对镇关工委副主任吕旭说：“老吕啊，我们只有走出办公室‘这堵墙’，才能真正打开群众心里的‘那扇窗’呀。”近几年来，我先后自费购买两辆电动自行车，与同事一起走村串户。我们对全镇所有在校学生、留守儿童、特困学生进行全面细致的摸底登记，建立起完备的档案材料。每一年在最炎热的暑假期间，我们都要对所有需要帮扶的对象，逐校、逐村、逐户进行核实。依据现实情况，随时对档案资料进行补充、更正，确保将有限的帮扶资金用在“刀刃”上。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12年来，我一趟趟地下村，一户户进行核实，笔记本上记满各种我认为有价值的数据。我把所有的贫困生全部登记造册，梳理分类。属于单亲家庭的，约占80&；家庭成员因病致贫的，约占15&；孤儿约占5&。掌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我就能因人施策，在开展精准帮扶时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我的手机里存储的工作联系名单多达四五百人。在十里墩镇，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挎着小包，腰背略显佝偻，戴着眼镜，或骑车或步行穿梭在村庄、社区、学校之间的头发几乎掉光的“80后”，那就是我。

（三）“化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啊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根本就读不起书，要不是后来在部队夜校里学了点文化，估计到现在也识不了几个字。因此，我特别能理解穷人家孩子读书的苦楚和酸涩。如今，有了这个工作机会让我发挥余热，有了这个平台帮我实现资助贫困孩子上学的梦想，我恨不得用尽全身力气来干才好哇。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就是手心向上手背向下，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筹款的路上，自然是充满艰辛。“碰钉子”“碰壁”，那是在所难免的事。各种各样的原因、借口都有。当然，绝大部分也的确是客观事实，我能充分理解，但我从来没灰心丧气过，努力做到身勤、脚勤、口勤。一次不行就两次，一家不行就换一家……有苦有甜，有欢笑也有酸涩。在筹款过程中，我有个原则，那就是从来不吃人家企业的饭，不给人家再增添额外负担。另外一点就是自家的生活困难，绝口不提。目前，无为市十里墩镇在外地及本市的企业共有三四十家，其中多数是搞房地产开发的。我认为，企业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这也是个不小的“富矿”啊，很有“潜力”可挖掘。

通过长期工作，我发现在援助者与受助对象之间犹如隔着一条“界河”，两者缺乏有效的情感传输纽带，而我们关工委工作的出发点、切入点，正是要在二者之间构筑起一座“情感桥梁”，使其能互联互通。

辖区镇河村的赵某平，精神上有点障碍。由于家境贫寒，早些年他的妻子因此离他而去。家里的两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才9岁，两人都是瘦巴巴的，明显的营养不良啊。平日里，主要依靠赵某平的身体也不太好的老母亲带着孙子孙女生活。有一天，我听说他不准备给孩子们上学了，这可怎么行呢？因为着急，我骑车骑得有点快，迎面而来的一辆汽车开得也特别快。如果我不是及时跳到路边的小沟里，可能也就不在人世间了。

他家两间歪歪斜斜的草棚泥巴墙，屋顶用塑料布在遮风挡雨，在屋里几乎就能看到天空。三代四人挤着一张床睡。我看到这种状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通过工作，我为两个孩子每人每月争取到600元的生活费。另外，我还积极向组织上进行汇报，为赵家争取到危房改造资金，但配套资金还是由他们自己出，赵家哪有呢？于是，我设法联系上一位企业老总，并领着他上门实地探视。该老总见此情形，鼻子一酸，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了。他当即表态：老书记呀，啥也别说了，我弄些砖先把他家房子的墙砌起来，再给房顶盖上瓦。另外，这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我全包了。这位企业家先后拿出11万元给赵家建新房，从而彻底改变了他们全家的居住条件，使两个孩子能够顺利完成义务阶段教育。

虹桥社区的陈某荣、陈某胜姐弟俩，母亲患有精神类疾病，父亲常年在北京靠捡拾破烂艰难地维持家庭生活。两个孩子学习特别优秀。我们摸底了解情况后暗下决心，决定动用一切“人脉资源”，一定要扶持该姐弟俩读书。于是，我们每年对该姐弟俩予以重点资助，截止2020年已资助45000元。如今，姐姐陈某荣从淮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合肥市上班，弟弟也正在西安市某大学读大四。

社令村曾有个孤儿，名叫小俊（化名），从小读书成绩就十分优异，后来考上无为中学。我设法联系一家企业的老总，每年资助小俊1.2万元。如今，小俊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我想，如果没有爱心企业老总与他结对，那么小俊就很难完成高中学业，更不要说实现大学梦了。

我的一个侄子王荣清在北京市搞房地产开发，事业发展得很不错。2015年的一天，我跑到北京找他。侄子对我说，“大爷，我先安排专人陪你在北京城好好玩玩，参观参观，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说。”我听了，马上掏出一张极度贫困、面临失学的孩子名单，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大侄子，我可不是来游玩的，是专为资助贫困学生而来的。你要是答应了，我明天就回去。荣清呀，你一定要记住，是新时代成就了你，是故土养育了你。如今，你发达了可不能‘锦衣夜行’啊！你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就是给我们老王家长脸！”就是这一番实在、恳切、道地的话，把我的侄子说开了窍、动了心。我侄子当场承诺捐助20万元。他还爽快地对我说，大爷，今后只要你一个电话，我就给钱。果真！我这个侄子呀，说话算话，一连好几年，他捐助的都是20万元呢。

2011年，我募捐11万元，资助49名贫困生；2012年募捐19.53万元，对98名贫困生予以资助；2013年，募捐26.18万元，资助贫困生107名；2014年募捐28.18万元，资助贫困生113名；2015年筹款25.96万元，资助贫困生114名；2016年募捐51.09万元，资助贫困生128名；2017年募捐37.80万元，资助贫困生140名；2018年募捐21.55万元，资助贫困生145名；2019年募捐23.951万元，资助贫困生189名；2020年募捐13.60万元，资助贫困生184名。在我和同事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下，十里墩镇关工委多次受到上级表彰，我个人也先后荣获“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省老干部先进个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十佳五老’”“芜湖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

（四）一花独放不是春

经过几年的摸索、实践，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单单依靠关工委的微薄力量，难以做好捐资助学工作。早在2013年，我就呼吁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工程。当时的十里墩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积极响应，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镇直各单位，明确“一定三年”。党委书记骆方义带头结对帮扶，其他党委委员和广大干部纷纷响应，积极上门探视慰问贫困学子。骆书记每年从自己工资中支取二千元，其他人员不少于一千，连同乡里的七站八所，100人结对100名贫困中小学生。此举不仅在物质上资助贫困学子，更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抚慰和激励。当地党群、干群关系明显得到改善，多次受到安徽省、芜湖市关工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每一笔善款，从筹款到发放至贫困学生手中，我们都有一本明细账，努力坚持在“阳光下”操作，始终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选择那些真正亟需帮助的孩子。而且每一次集中发放，我们都会举行一个简朴而隆重的仪式，邀请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至少是分管负责人）到场，另外还邀请捐资单位（个人）、学校、行政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以及接受捐助的学生或监护人到场。这样做的目的，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作为 “红娘”的我们尽可能不经手财物，直接由捐资人到接受捐助者手中，杜绝一切“中间环节”，做到面对面、点对点，高效、透明；二是通过举办仪式，能有效增强捐资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三是借此进一步促进党委政府对关工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如此良性循环，使一些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个人更愿意与我们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总之，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我不能说是呕心沥血吧，起码可以说是长期带病坚持努力工作。在我的有力带动或影响下，全镇三十多家企业，如今有15家积极主动参与“献爱心”工程，其中捐资最多的一家企业已累计超过50万元。如今，无为市十里墩镇一些老模范、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都被动员起来从事关心关爱下一代工作。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地方。

当然，捐资助学工作也不能每一次都要依靠“化缘”，更有必要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才能募集到更多的善款。比如芜湖市发电公司团委、芜湖阳光爱心协会对于我们确定的资助名单，一家一户地进行实地走访，贫寒学子窘迫的家境每每令他们动容，同时，我们周到细致、高度负责的工作也得到对方的充分信任。多年来，他们每年的资助款都在一万元以上，专门用于扶持十里墩镇贫困儿童教育事业，这是源于上述组织对于我们工作态度的充分认可啊。

说实话，我个人倒并不是十分看重荣誉、奖状之类的东西，但是2016年当我受邀参加芜湖市“五老”先进事迹巡回报告时，“雷锋标兵”这个称号让我的心灵受到很大触动——巡回报告团成员一共是8人，年龄总计600岁，最大的87岁，最小的也有68岁了。平均年龄75岁，我居其中。更为巧合的是，我与雷锋同志是同一年出生的，入伍的时间也差不了几个月。时代在快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然而“为人民服务、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的雷锋精神反而越来越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光芒。我作为与雷锋同时代的战友，荣幸地扛起“向雷锋同志学习”这面大旗，永远弘扬雷锋精神，踏着雷锋足印勇毅前行，这使我深感自豪。

（五）不忘初心砥砺行

尽管我在部队、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两个儿子、儿媳早年全部下岗，多年来他们都是依靠打工来维持生活；特别是大媳妇，不幸患上尿毒症需长期透析治疗，目前他们全家挤在50来平方米的廉租房里。大儿子、媳妇当然希望父亲能像对待那些贫困学子一样，为她到处筹款、换肾。可是，我能开这个口吗？大孙子脚骨畸形，做矫正手术也需要钱；另外，我自己在2015年7月被查出肾衰竭，经过手术，左肾完全被切除，右肾尚在保守治疗中。然而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向组织、向任何一家企业的老板讲述自家的困境，更不会把募捐来的钱——哪怕就是一分钱挪向家里。扪心自问，我深感对家人愧疚太多太多，但是我一想到自己能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募捐助学、加油鼓劲，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而改变他们的人生甚至是命运就感到十分欣慰。

有人说，我是在用大爱精神的火把去点亮、温暖身处辍学边缘贫寒孩子的心灵；还曾有友人这样夸我，“风雨中，他是孩子们手中的一把雨伞；烈日下，他又成了孩子们头顶的一片绿荫。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所具有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他是那一片土地上贫寒学子幸福成长路上的坚定力量。”

眼下，我虽然已经过了82周岁的生日，但我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应该永远像石榴那样：向上，不堕落；向善，不作恶；向美，不丢丑。即便老了，也要时刻保持生命色彩的那一片红艳！

作者简介：倪旭生，笔名、网名东方旭日，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公安文学联合会会员，无为市政协委员，无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无为文艺》编委，多家媒体特约通讯员，先后在新华社、央广总台和《法治日报》《农民日报》等媒体发表新闻、通讯等计三千余篇（幅）；在《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红十字报》《啄木鸟》《人民公安报》《高考与作文·高中版》《时代青年》《特别关注》《青年报》《每周广播电视》《新安晚报》《金陵晚报》《作家天地》等近百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有数十篇文章获奖，入选多个选本。出版文集《我的“高尔基”大学》《希望，就在前方等你》。出版一部43万字的现实题材小说《苔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