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文史|三华山无湖长印

摘要：2000年3月，文物考古专家在芜湖市三山区境内三华山发掘出土一枚汉代官印——无湖长印，这是芜湖有史以来出土的第一枚象征权力地位的官印，也是目前为止全国出土仅两枚地方官印的其中一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本文试通过三华山无湖长印，深入探讨芜湖什么时候开始设县及最初得名和更名由来；无湖长印作为陪葬以及墓葬主人墓址选地的缘由，反映芜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环境。

关键词：无湖长印 “无湖”与“芜湖”  三华山

公元2000年3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繁昌县文物管理所为配合长江干堤繁昌段水利加固工程，对位于芜湖市三山区境内的三华山（时属繁昌县）一汉代墓葬进行勘探发掘，发掘出土一枚印面保存完好仅印纽有些残损的汉代官印——无湖长印，专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汉代五铢钱1枚、大泉五十铜钱485枚以及陶罐1件、陶钵1件、铜带钩2件、铁剑2件、铁削（刀）1件、铜环（戒指）1件。

无湖长印材质为铜金属，龟形纽，正方形，边长1.4厘米、高1.4厘米。正面刻有四个篆体阴文字，虽年代久远，但经仔细辨认仍清晰可见：“无湖长印”。

三华山无湖长印印面

另有两方小型印章，均以同样手法刻有四个篆体字：“陈强私印”。由此可见墓主人的名字叫做“陈强”，陈强就是沉睡地底逾2000年之久的芜湖（时名“无湖”）最高长官——无湖长。

1  无湖长印为古代地方官印

关于官印的出现，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

据汉代方士编写的纬书《春秋合诚图》记载，“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这段话的意思是尧与太尉舜坐在舟中泛游，忽然有一只凤凰飞到他们面前，将背负的图书交给了尧。图书被装在一个赤玉匣子里，长三尺，宽八寸，上有黄玉检斗，用绳子捆扎。两端用泥封固，加盖“天赤帝符玺”印章。

对官印起源记载的还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

《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

秦代官印与春秋时期的官玺已有明显不同。秦代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作“玺”，皇帝以下百官皆称“印”或“章”。据考古发现，秦代官印除皇帝用玉做为材料制作外，一般官吏的印章多为铜质，白文凿印，通常为2至3厘米见方。正方形，喜用“田”字界格，印文亦分布格内，与印章形式相统一，显得平正秀丽。笔势圆润流畅，挺拔有力；率意自然，含古朴之气。

《汉书·惠帝纪》：“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两汉时期官印制作虽遵循一定等级制度，但各个时期官印的印体厚薄、纽式形状及印文风格都有一定差别。汉初，印面仿秦制，施“田”字界格或“日”字格，构图较秦印丰满茂密。惠帝至文景时期，印面已不怎么施界格，多为4字，官名5个字的则合为 4字。印文笔势多圆转，印体较薄，背平。武帝至西汉末年官印，2000石秩禄官员的官印为5字，称“章”；中下级官员的官印均4字，称“印”。字体宽博，笔势雄劲而略呈圆转，布局严谨饱满，风格凝重大度。

汉代官印边长汉制一寸的称“通官印”，半通为通官印之半，称“半通印”。

官印的形状亦体现官员等级，正规官员的官印为正方形，临时派遣的官员则是长方形，叫做“关防”。

秦汉以来，历代朝廷都设有秘书性质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官印的制发。管理官印的秘书人员高度警觉，小心谨慎，对官印妥善保管。为防止官印被盗，有的地方郡县还在治所衙署内设有专门存放官印的密室，如官印丢失或是被盗，则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职等行政或法律处置。一旦发现有伪造官印者，一律予以惩罚。对于盗窃官印的不法之徒处罚非常严酷，分别施以绞刑、斩刑等重罚。

三华山无湖长印的印面字体宽博，笔势雄劲而略呈圆转，布局严谨饱满，风格凝重大度。铜质鼻纽，4字印。形状为正方形。

考其治印风格、形制等特征，对照上述文献记载的官印介绍，不难看出，无湖长印的治印风格与汉代特别是西汉末年十分相近。且铜质鼻纽、正方形、4字印形制的朝廷正式任命地方官员所持官印的特征，也与时任无湖长身份相吻合。

由此可以看出，无湖长印属于古代地方长官行使权力的官印。

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对官印的看护非常严格，对失印及盗印者的处罚苛酷有加，直至处以绞刑、斩刑。故考证认为无湖长印与丢失和盗窃无关，就是汉代芜（无）湖最高长官无湖长陈强在世时行使权力所持官印。

2  无湖长印历史年代为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期

西汉末年，汉王朝统治政治腐败，出现经济凋敝、人心浮动的混乱局面。王莽摄政时为获取民心制定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但收效甚微，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公元8年即汉初始元年，王莽当上了新朝皇帝，他企图通过复古周礼达到治国安天下的目的，于是仿周制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树立自己威信，巩固自己统治而采取的一项系列性措施。包括土地制度改革、货币制度改革、商业改革、官名县名及政治体制改革等。

在王莽改制中，货币制度改革是其推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三华山汉墓出土的485枚“大泉五十”铜钱，就是王莽改币制的重要物证。

与无湖长印同一墓穴出土的“大泉五十”文物，无可非议地把无湖长印的历史年代，定格在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期。

所谓“大泉五十”，是王莽时期货币流通极为普遍的一种。“泉”，谐音为“钱”，是“钱”的借用。王莽相信谶纬学，在夺取天下后因“劉”字（繁体刘字）是由“卯”、 “金”、 “刀”三字组成，为避讳“劉”字，铸币文字都要改变，而改“钱”为“泉”。同时此一改还寓意“钱如泉水流转，永不停息”。

大泉五十，即是“大钱当五十”的意思。

在币制改革方面，王莽共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改革，第一次是王莽即位前的居摄二年（7年），王莽下令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契刀、错刀。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这一年王莽由“摄皇帝”即位“真皇帝”，认为“劉之为字，卯、金、刀也”，废“劉”而兴“王”。“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于是在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即位后，即废除契刀、错刀和五铢钱，“乃更作小钱，文曰：‘小泉直一’”，与原来的大泉五十并行通用。

但老百姓认为王莽改制钱制多变，没有信用，还是习惯使用五铢钱。所以在无湖长陈强的墓葬中除485枚大泉五十外，另有五铢钱1枚，共486枚汉代铜钱。

王莽于始建国二年（10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王莽发现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难以推行，遂下诏书：“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下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推出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一齐参加市场流通。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用黄金镶嵌“一刀”二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字，所以又称“金错刀”。

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等于5000枚五铢钱；契刀五百等于500枚五铢钱；大泉五十等于50枚五铢钱。

第四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14年），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货币制度的混乱。

“大泉五十”铸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它却是王莽建新朝通行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铸量最大的一种货币。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王莽别出心裁地制定出一套分封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

不仅如此，王莽还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基本上全都改了一遍。且对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职权进行调整。

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王莽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员职务也更换了名称。如将“大司农”更名“羲和”（后又更名为“纳言”），“大理”更为“作士”，“太常”更为“秩宗”，“大鸿胪”更为“典乐”，“少府”更为“共工”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莽推行官职更名不仅是在朝廷，对地方官员也不放过，官职名称多有改变。如将“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县宰”。

如此一来，芜（无）湖最高长官陈强的官职名称已不再叫做“无湖长”，而是被王莽改为“无湖县宰”，或简称“无湖宰”。

既然不再称“长”，其“长印”也失去原先一县之长的权力象征作用，沦为废铜疙瘩一个，只能作为闲暇观赏，或是收藏。而倘在观赏收藏中被好事之徒发现报告到王莽那里，免不了犯有“怀旧忤上”之嫌，治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

故西汉末代无湖长陈强便干脆将无湖长印带进棺材，埋藏地底，作为纪念，永久的念想。

王莽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逢天凤四年（17年）发生大范围蝗灾、旱灾，饥荒四起，赤眉与绿林农民起义军大规模反抗。战乱中王莽被其部属杀死，短命的王莽新朝遂告灭亡。

东汉王朝建立后，又恢复了县令长制。当新任无湖长再也找不到原先的官印，则又要另刻一枚。

3  无湖长印持有者汉代无湖长

秦汉时期地方行政建制，基本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秦朝实行的是单一的郡县制，两汉实行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

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加到40多个郡。西汉平帝年间（前9年－6年），郡国共有103个，其中郡有83个。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郡国105个，其中有79个郡。这些郡的规模及具体郡情并不平衡，“就户口幅员而论，有大小之别；就政事难易而论，有剧（难治理）、平（一般）之异；就地区而论，有远近、内外之分。”

秦孝公的时候把全境划分为41个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国究竟有多少个县，因缺少翔实资料，无法考证。

西汉时期与县平级的政区建制分别有国、邑、道。

《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

国（侯国）是列侯的封地，是对功臣的赏赐。但列侯仅有食封地赋税之利，而无治民之权。汉初列侯大者三、四万户，辖数十县；小的仅几县，甚至仅食一乡。列侯爵位可以世代相袭，然一旦获罪，即被免侯除国，故有的侯国仅存在很短一段时间，便被免除。

邑是皇太后、皇后和公主们的封地。

道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

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为乡（亭）、里等组织，乡（亭）、里基层官吏虽不是朝廷正式任命，但其地位却至为重要。举凡国家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均为乡（亭）、里官吏承担。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平帝时期全国共有1587个县、道、邑、国，辖有6622个乡，平均每个县辖4个乡左右。乡的官吏有啬夫、三老、乡佐和游激。啬夫是乡的主管官吏，根据乡的大小又有所区别，大乡设有秩（享受国家津贴）啬夫，简称“有秩”；一般性小乡只设1名啬夫，不叫“有秩”，即编外的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官吏，无秩禄，不享受国家津贴。

亭和乡是同级单位，但其设置地点与作用不尽相同。设在城市中的亭属于县以下里以上单位，设在乡村中的亭称为“乡亭”。 亭的主要官吏是亭长，由县廷任命。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之争，刘邦获胜。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史称西汉，定都长安。

西汉使中国人和汉人划上了等号，同时也是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社会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成为当时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大强国。

关于西汉时期所设县令、长，《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为：“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西汉时期，按县的人口多少，分别划分为大县和小县。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称作“县令”，秩禄在600至1000石之间；不满万户的为小县，长官称作“县长”，秩禄在300至500石之间。县令、长由朝廷任命，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主要长官，具有相对比较独立的行政权限。

县令、长为郡的下属机构，受郡一级统辖，就其自身行政权限，正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县令、长，……掌治其县。”除受郡国首相监督外，县令、长拥有掌治所在县的完整权力，具体为：“掌治其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掌治其民”，是说县令、长作为一县主要长官，全面主管县内各项事务。

“显善劝义”即办理教育文化，“禁奸罚恶”即维持地方治安，“理讼平贼”即掌理司法，“恤民时务”即办理一切民政事，“秋冬集课”即是对县吏下属进行考核监督。

明代史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令长条》中写道：“汉时令长，虽于太守称属，往往能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县令、长作为基层行政人员，在权力系统中，既是直接亲民、管理一方的长官，又是能上通皇帝的最基层官吏。

西汉重郡守，郡守可治千里，对属吏和属县之吏有近乎绝对的权力，但郡下属县“之地域虽方仅百里，而职权广泛，包容甚众。”众多庶务，很多事情，不可能都由郡守亲自去办，而是要由郡下属县的县令、长处理。

作为基层政权的最高长官，西汉末年芜（无）湖县一县之长的无湖长陈强，掌有一定权力，做了不少政务方面的实事。

起码在王莽改制那段混乱时期，无湖长陈强为维护一方稳定，服务一方百姓，行政作了为。要不然也不会在棺材里面睡得那么安稳。

西汉时期，对出宰百里的县令、长，十分重视其人选。汉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董仲舒曾撰文说道：“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可见县令、长任用选拔之重要。

西汉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阶层之间纵向流动，官吏之门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权贵人家的子弟相对无权的人家来说，容易得到好的起家官，也更容易迁升至县令、长，但他们自身努力才是主要原因。贫困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县乡低级属吏做起，或通过研习经学作官，得以升任县令、长。

汉代对县令、长知识背景的考察，倾向于儒家经传的学习，以文书案牍处理为其知识系统主要内容，亦即习惯所称“儒生”与“文吏”。

今所见西汉县令、长涉及材料，多来自《史记》《汉书》和《后汉书》。遗憾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对基层县令、长记载的不多，几乎查遍所有这方面文献资料，都查阅不到有无湖长陈强。

文献记载的99个县令、长中，有13人最高官为县令。也有县令、长任上事迹的记载，但很简略，看不出真实情况。

文献记载中父祖官至2000石秩禄以上或贵幸人家子弟，所见共20人；明确记载为贫困人家子弟的所见8人。与权贵人家子弟任官人数相比较，还是有着一定差距。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此就断言西汉县令、长多为权贵子弟所据，因史籍记载一般偏重于上层，普通出身人家抑或贫困人家子弟难见记载。

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期，人们对宦海浮沉看得不怎么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去官或免官以后可以再度起家。朝廷看重的是官吏的能力，而不是其他，因此可以说在原则上，西汉官吏群体基本属于开放型。

鉴于此，西汉末年任无湖长的陈强，对其究竟称“长”还是称“宰”，抑或究竟升迁还是被贬，也就没那么重要，否则他就不会把官印（不管作用有效还是无效）随棺入葬；把权力和权力象征的无湖长印看的那么淡。

或许另外也有一种情况的可能，陈强在任上政绩突出，受到民众拥戴，朝廷嘉许，把不管有效还是已经失效的无湖长印随葬棺内，以作为一种奖励表彰。

4  无湖长印与无湖（芜湖）

芜湖得名之初称“无湖”。

“无”与“芜”是古今字，“无”是“芜”的本字。许慎《说文解字》，“无”归在“林”旁之下，是大、廿廿、林组成的（  ），意思是草木繁盛。

    “无”又有解释为“没有，不”；也有解释为“哲学范畴，指无形、无名、虚无等，或指物质的隐微状态。”（《辞海》）

《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是“无湖”却有湖，湖的无穷之大，湖的无所不有。

南梁元帝萧绎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时路经芜湖，写下《汛芜湖》一诗：“桂潭连鞠岸，桃李映成蹊。石文如濯锦，云飞似散珪。桡度菱根反，船来荇叶低。帆随迎雨燕，鼓逐伺潮鸡。”

这是最早一首以“芜湖”为题的状物诗词，给诗取题为“汛芜湖”，其“汛”字，即是“河流定期的涨水”，水很大。

大水过去以后，别有一番风光。千湖之郡，美不胜收，故有“桂潭连鞠岸，桃李映成蹊。”之佳句绝章。

芜湖最早的行政建制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鸠兹邑。

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王勾践平吴，鸠兹属越；楚威王六年（前334年）楚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鸠兹属楚。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以楚地为楚郡，二十六年（前225年）完成统一，分天下为36郡，将楚郡分为九江郡、鄣郡、会稽郡，鸠兹亦属鄣郡丹阳县。后刘邦、项羽起义军灭秦，项羽分封诸侯，以鄣郡属九江王英布。

西汉初期，郡国并行，鄣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丹阳侯刘敢、广陵侯刘成，芜湖（无湖）为鄣郡辖县。

“无湖”一名在古籍上出现的时间为东汉年间，出自班固所撰《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载文。

中华书局2002年版《汉书》中关于“无湖”的文献记载复印件

《汉书》卷十五列表记载，哀侯刘敢为汉江都易王刘非之子，“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十二月甲辰被封为丹阳国侯，食邑处为‘无湖’。”此处的“无湖”，就是“芜湖”。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列表中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帝敕封江都易王刘非之子哀侯刘敢为丹扬国侯”。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有“无湖”。

《安徽省志》：“秦末或秦汉之际，随着江南地区开发和加强治理，分会稽郡西部地区设鄣郡，在安徽境内设有石城、芜湖（此处的“芜湖”应为“无湖”）、宛陵等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撤销江南地区的庐江郡，以其所领东部4个县划属鄣郡，并改鄣郡为丹阳郡。郡治宛陵……领17个县”，17个县中，“于潜等7个县在今江浙境内，余下10个县在今安徽江南地区，分别是：宛陵县、宣城县、芜湖县、春谷县、石城县、陵阳县、丹阳县、黟县、歙县。”在分县写到芜湖县时说，“地在楚汉之交，属楚国鄣郡。汉初，先后属刘贾的荆国、刘濞的吴国、刘非的江都国鄣郡。元狩二年，改属丹阳郡。”

中华书局1975年版《史记》中关于“无湖”的文献记载复印件

据史料记载，丹阳郡虽然地域辽阔，县数繁多，但全郡仅有17541户人家，人口为405170，辖境相当于于今安徽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以及浙江天目山脉和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

秦汉时期，与无湖同一时期设县的还有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无棣县（今山东与河北省交界处）、无盐县（今山东省东平县境内），乃至无极县（今河北省中部偏西）等。都是以“无”为首字，冠以县名。如同“无锡”并不是没有锡，“无棣”以境内棣棠花盛开而闻名天下，“无盐”的今山东省东平县盛产食盐，“无湖”并非没有湖，而是湖泊众多，有“千湖之郡”美誉。

以无锡县为例，一些地名学者、语言学者、历史地理学者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经对江浙地区大量地名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无”为发语词，没有实际字义；“锡”的原义因古越语佚亡已久，无从考证。无锡县的“无锡”和古吴越地区其它许多地名（如“夫椒”、“余杭”、“句容”、“姑苏”乃至“无湖”一样），均属齐头式地名。冠首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没有实质性字义。

这些地名随着古代吴越地区的氏族迁徙、流散和与华夏族的融合，原义渐至湮没。但一部分却因用汉字记录同样的音而保存下来。

关于芜湖最初叫做“无湖”，古代文献记载的比较多。如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将春秋鸠兹之战的发生地鸠兹与衡山，注说在当时的“丹阳无湖县”。

《禹贡》卷六：“中江从丹阳无湖县西东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

及至近代，民国八年（1919年）余谊密、鲍实所编县志，也将称之为《无湖县志》（石印本，总册数8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而三华山无湖长印，更是以实物形式，雄辩地证明了古代芜湖的确曾名“无湖”。

起码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朝以前，就是这样的县名称谓。

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所记载，距今2100多年的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有了无湖县建置和“无湖”得以县名，到无湖长陈强去世前后的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改制废“令长”改“宰”，一直叫做“无湖”，乃至顺延。

“无湖”一名究竟顺延多久？“无湖”什么时候更名为“芜湖”？历史上没有记载，只能通过一些文献资料推断。

《太平寰宇记》：“芜湖（水名）长七里，蓄水不多而生芜藻，故曰‘芜湖’，因以名县。”

《太平御览》引《宣城图经》曰：“芜湖山在（芜湖县）西南，山因湖名之。汉末于湖侧置芜湖县，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故以名县焉。”

《安徽通志•舆地志》：“芜湖（水名），在芜湖县西南十五里，源出丹阳湖，过黄池，合五丈湖、路西湖诸水，至县入江。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故名。”

由此可见“无湖”更名“芜湖”，是因为有一“长七里”实物形态的湖泊，位在“湖侧”，“县西南十五里”。有称“蓄水不多而生芜藻”，也有称“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或“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总之，离不开一个“芜”字。

由一称作“芜湖”的实物形态湖泊，“因以名县”，从此“无湖”更名“芜湖”，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上芜湖县治所几易其址，最初位于今芜湖县黄池境内楚王城，东吴黄武二年（223年）迁至今芜湖市区鸡毛山高地。如果说芜湖县治所城侧有一名叫“芜湖”的湖泊，是不可能在今芜湖市区鸡毛山高地，只能是在楚王城侧畔。

考其历史年代，“芜湖”更名当在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年）之前。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一直就叫做“无湖”，长达360年之久。

历史上的芜湖，水乡泽国，自然风光宜人，历代都有文人雅士涉足，并留下许多不朽的诗词、题咏和篇章。

中唐诗人刘秩《过芜湖》诗：“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荻林秋带雨，沙浦晚生潮。近海鱼盐富，频淮粟麦饶。相逢白头叟，击壤颂唐尧”。

刘秩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他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本人也是著作等身，写了不少诗词文章，他还是我国最早一部政书《政典》的撰写者。

诗的开篇之句“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点明了芜湖设县封侯的历史年代。因汉代的县为侯国，故有“封侯”之说。

诗中写的“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海”，指的是东海。“近海”，是指离海不远。唐及唐代以前，芜湖为长江注入东海的出海口，沧桑变化，后出海口又移到镇江，继而移到上海，成为现在这种地理状况。“淮”，有解释为淮河，但据《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记载，皖南沿江地区的青弋江、水阳江、漳河历史上曾被称为“淮水”、“小淮水”，此处“濒淮”的“淮”，似应解释为青弋江、水阳江、漳河。

“近海”与“濒淮”，指的是汉唐时期芜湖区位优越，得天独厚。通过“鱼盐富”和“粟麦饶”这些词句的修饰，不难看出当时芜湖及其周边一带，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稳定，一派欣欣向荣。

诗中所言“相逢白头叟，击壤颂唐尧”，即是形象地反映一带百姓热爱美好生活，讴歌汉唐盛世。连路上遇着的白发老人都热情予以赞颂，抒发情怀。

“击壤”，是古代一项比较普及的投掷游艺。关于击壤的投掷游艺，有解释“壤”是用木头做成，游戏规则是先把一只壤插在地上，人后退到三、四十步开外，用手中的壤向地上的壤远远击去，击中的算赢，反之为输。也有认为击壤与投壶相似，是士大夫们一种休闲习艺方式，因为击壤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容易被人们接受，于是渐流向民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并改变了击壤的活动形式。被击和所击之“壤”不一定都是木头，也有采用别的器物，如砖块、石块、陶片等。

5  无湖长印随葬三华山

汉代，江南地区虽郡县级治所城市体系基本形成，但由于江南一带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等与黄淮流域不尽相同，其治所城市的建设发展也与之有着很多不同特点。

据有关资料显示，西汉时期扬州的会稽、丹阳、豫章三郡面积为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治所城市61座，平均密度为每7310平方公里有一座治所城市。荆州的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为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治所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每5400平方公里有一城。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凡郡国百三，县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的江南治所城市，西汉时期仅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综观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经济上却是依赖。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城市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以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好几千户纳税农民。如此一来，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座治所城市。

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人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有关问题答复（二）而中华帝国发源地的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治所城市分布密度非常高。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及管理范围比较大，治所城市的分布密度也就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之内才设有一县，建一治所城市。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治所城市有一定规模外，大多城市面积都在1平方公里以内。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

可以想见，汉代芜（无）湖县治所城市面积非常狭小，仅180亩（0.12平方公里），正常办公处理政务都紧紧巴巴，更就不用说腾出地块对亡者进行安葬了。

治所城市规模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关联。从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4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二州的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才给设“令”，人口才超过万户。可见江南的县人口何等稀少，所以治所城市规模便相对较小。

尽管县域管理面积比较大，但人口不足万户的无湖长印主人，芜（无）湖最高长官的无湖长（或“无湖宰”）陈强，只能带着他已经失去权力效应的无湖长官印，在城外风水宝地的三华山坐北朝南，择地安葬。

“无湖长印”发掘地的三华山，位在今芜湖市三山区境内，与芜湖市所辖繁昌县毗邻，一度时期曾属繁昌县所辖。

繁昌，曾经是古春谷县行政辖区一部分。

古春谷县，为今芜湖市所辖南陵县青弋江西南部分、繁昌县和铜陵市及其铜陵县，直至池州市贵池区清溪河流域濒江部分（含池州市主城区）、青阳县东北部一大片狭长的沿江区域。春秋时期为吴地西南隅边陲，吴被越灭，是为越地；楚又灭越，继属楚，楚人“悬地而治”于此立县，治所在今繁昌县狄港镇境内。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封天下三十六郡，将楚地分为鄣郡、会稽、九江三个郡，春谷属九江郡。

张楚时，春谷被项羽封为九江王英布侯国之地。汉高祖灭英布后，封为其子淮南王刘长国地。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废淮南王刘长侯国，设直属朝廷的庐江郡，春谷属之。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汉文帝将原来的淮南国分为三个侯国（淮南、衡山和庐江），分别封刘长的3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为王。刘赐得江南豫章、庐江二郡为庐江国，春谷属庐江国庐江支郡。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撤销江南地区的庐江郡，将宣城、泾县、陵阳、春谷4个县划入鄣郡，并改鄣郡为丹阳郡。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春谷县划入孙吴，属丹阳郡。

汉代春谷县地域广阔，其范围包括今繁昌县以及南陵县、铜陵县、铜陵市区的一部分。其中繁昌县建县最早，始于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时属侨县，侨置于春谷县且与其并立。

历史上芜湖与古春谷的行政区划几度分合，有的时候春谷县部分或大部区域归芜湖所辖；有的时候又变为兄弟县或别的行政区划建置。

但无论行政关系怎样划分，作为一县之长的无湖长（宰）陈强，在葬于本县治所城内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是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最后归宿寄托在邻县土地上。

说明风光秀丽的三华山，在陈强去世的西汉末年那段时期内，行政区划属于芜湖。

而作为活的历史教材的三华山，见证了芜湖与古春谷行政区划的多次分合。直至200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芜湖市三山区，三华山遂划归芜湖市区。

而三华山无湖长印，更是揭开了芜湖历史上尤其是西汉末年及汉以前很多不为人知尘封已久的秘密，讲述精彩动人的故事。

三华山，位于今芜湖市三山区境内，面积4平方公里。

《图经》：“（三华山）其三峰秀起：一老子，二方丈，三秦望。卓如文笔，为一邑文明风气之会。”

三华山为皖南山区北延山脉余脉，属九华山脉一支。面江临矶，山下水阔波平，山上茂林修竹、郁郁森森，鸟鸣兽行、云烟氤氲、秀色怡人。

有山必有寺，天下名山僧占多。三华山跟所有天下名山一样，也有一千年宝刹，三宝妙地，名“三华禅寺”。

传说唐至德年间，金地藏携善犬“谛听”渡海来华，弘扬佛法，在芜湖上岸后，从“一华”到“九华”，一、三、五、七、九，落迹前行。“一华”为今芜湖市区中心的赭山，“三华”即是芜湖市三山区的三华山，“五华”为繁昌县平铺镇境内五华山（隐静山），“七华”一直寻觅未果，有说法疑似为南陵县何湾镇丫山，“九华”便是青阳县地藏菩萨道场之九华山，又称“大九华”（芜湖赭山广济寺被称“小九华”）。

传说总归是传说，不足以为信。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无湖长印发掘地仅咫尺之遥的地方，三华山有一叫做“马兰腰”的山腰处，留下关于金地藏走过的“大脚印”传说。

汉代官印——无湖长印与唐代留下的金地藏“大脚印”传说，相映成趣，神奇无比。

神奇而美丽的三华山，历代被赞美讴歌，如李白《江上答崔宣城》诗：“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台岭荫长松。”

据专家考证，这首诗是唐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四十二岁那年，自南陵奉诏入京，乘兴写下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期间所作。

崔宣城，即时任宣城县令崔钦。

到了唐代，县建制的最高长官已不受秦汉“县令长” 之制约束，县无论大小，统称为“县令”。

诗中“树绕芦洲月”的“芦洲”，嘉庆《繁昌县志》解释为“指今繁昌县荻港一带江面。其间多洲渚，长满芦苇。”并将“山鸣鹊镇钟”的“鹊镇”解释为“镇名，在繁昌临江南岸，古为繁昌县城所在地，故又名‘旧县镇’今名‘新港’。”

唐宪宗元和年间《元和郡县志》：“鹊头镇，在宣州南陵县西一百一十里，即春秋时，楚伐吴，败于鹊岸是也。沿流八十里有鹊尾洲，吴时屯兵处。”

泛舟“江上”，远眺“芦洲”“鹊镇”之三华山，如芙蓉出水，玉女凌风。

诗人李白将这种江上观感通过诗词和答（此前宣城县令崔钦肯定赠诗李白），传递给好友崔宣城。

同时也使得无湖长印出土地的三华山，更加鲜活多姿，富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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