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与戏剧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大家都知道他的小说名作《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等。然而他早期还热心参与过戏剧活动，并且写过戏剧作品，这一点似乎被人忽略了。

　　叶圣陶1894年10月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907年进公立小学，一年后进苏州草桥中学求学。中学时期他就喜欢阅读外国小说、戏剧，开始接触文艺，与同学组织了诗会“放社”。高中时，他开始向上海《民立报》投稿，自己创办了《工余丽泽》刊物。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于1912年在苏州城内干将坊言子庙小学教书，后因不满视学，被排挤出校。他就开始写小说，卖文为生。1915年，经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教国文。苏州是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叶圣陶从小就在这里接触了戏剧、曲艺等演出。叶圣陶的父亲喜欢听流行在苏州的“说书”即苏州评弹，叶圣陶放学后，经常跟随父亲到书场里去听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国志》、《英烈传》等。年龄稍大一点，父亲又带他到戏馆去看昆曲，什么《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戏台上红红绿绿的服装，依依呀呀的唱腔，吸引了幼小的叶圣陶。评弹、昆曲不仅给了叶圣陶很深的熏陶，他一度甚至想去当演员，后来虽然没有投身舞台，然而他与戏剧结下的情缘却难解难分。

　　1917年初，叶圣陶应同学吴宾若、王伯祥的邀请，到江苏吴县用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简称五高）任教。他在用直耽了五年，1921年才离开这里。这五年时间对叶圣陶的教学生涯和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里写作了20篇左右的白话小说，如《隔膜》、《阿凤》、《苦菜》，后来写的《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也多以用直的人与事作为作品的原型。因此他把用直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是他真正教书生涯的发端之处，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起飞之地。叶圣陶在五高担任高小二年级级任及国文教员。他与吴宾若、王伯祥等力主改革教育。他很重视对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重视课外活动，着意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除了在校园里创办“生生农场”，与学生一起挥锄耕作，种植瓜果蔬菜，创办墙报，指导学生写作外，还热心组织学生的文艺戏剧活动。

　　在学校的女子部楼，楼上是教室，楼下是礼堂，在叶圣陶的建议下，建造了戏台。叶圣陶曾经把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改编成活剧，他亲自指导学生们排练，由学生们演出，有时自己也粉墨登场，他曾扮演过汉麦乐老师的角色。除此以外，还把《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当时学校每周开一次同乐会，期中与期末各开一次恳亲会。恳亲会很为隆重，学校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菜蔬都陈列出来，请家长来校观览。那天还请家长观看学生的戏剧演出。家长观看后，都十分欣喜。每逢五高恳亲会演戏，镇上的男女老少也都来看，这比在乡下看草台班演戏时还要热闹。不久前，笔者曾到用直探访，五高的旧址现已修建成一座叶圣陶纪念馆，原来的一些建筑已经修复，如当年叶先生创办书店和阅览室的四面厅、叶先生办公和住宿的鸳鸯厅，当年学生演戏的带礼堂的女子部楼也得到了完好的保存。这段时间，叶先生的戏剧活动是与教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努力以戏剧形式陶冶学生的心灵，加深学生对语文课文的理解，并且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培养了他们对戏剧的兴趣。

　　叶圣陶先生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一个独幕剧，剧名就叫《恳亲会》。在剧本的稿末注明写于1921年，发表于的《小说月报》十二卷七号（1921年7月10日），1935年曾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但没有收入《叶圣陶文集》，所以很少有人提及它。

　　《恳亲会》是个独幕剧，写的是发生在一个村镇小学的故事。从剧中写到的农园北边沿河，园中有两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这环境酷似直五高的校园，再加上剧本写的创办农场、开恳亲会等，都是五高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这个剧本的生活来源及环境背景都与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写作及发表的年份看，1921年叶先生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曾往返于用直、苏州、上海之间，1921年暑假才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所以这个作品可能在用直所写；也可能是他离开用直到上海不久时所写。

　　这个戏登场的人物只有五个：小学校长、园艺家、两位教师、一位家长。这个小学为了培养学生农作的能力，同时美化校园环境，准备在校内创办一个农场。但是，许多家长只要学生学点实用的知识，而不希望学农作，再加上开辟农园需要迁移一些人家在这块学校余地上的坟墓，所以遭到了反对，有的家长还为此让学生转学了。小报《乡报》因为前番敲竹杠，被学校回绝，也乘机报复，在报上撰文攻击，说是教师为了享乐，让小农奴受役。在学校内部，教师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师生自己勤劳耕作，享受劳动的快乐，有的主张包给农民来承种，学生只做个旁观的玩赏者。戏开场开在恳亲会举行之前，校长黄隶青与园艺家邵柳村商量农园的规划，与教师一起等待家长前来参加恳亲会，准备把计划向家长报告、解释，以求得他们的主持。可是等了很久，只有开布店的朱先生赴会，其他一个也没来。这使他们非常失望，但是他们想到转学的学生不过八、九个，留在校中的还有二百多，有的学生对农园十分热心，而眼前也还有支持他们的家长，如朱先生。故而，他们决心更加努力工作，使学校成为一块大磁石，把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吸引过来，和他们一起奋斗。

　　剧本篇幅虽然不大，但刻画的几个人物，性格都很鲜明。校长黄隶青是一个正直、真诚的教师，他认为宇宙万物无不活动、新鲜、快乐、优美，可是环绕我们的人却充满了忧郁、怨恨、诽谤、猜疑、丑恶、衰弱，他觉得有责任去唤醒这些沉沉酣睡的伴侣们，“我不愿诅咒，我终欲努力”。他认为努力工作才是新鲜而快乐的生命的泉源，从这泉源中可以得到“新生”，而作为一个教师要尽可能把小朋友浸在这生命的泉源里。他性格坚毅强果，面对种种困难仍充满信心，因此只有一位家长来，仍按原计划地举行了恳亲会。这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邵柳村是一位热情而有理想的园艺家，他支持黄校长的事业，为他积极想办法，他认为学校办农园一方面教儿童学习农作，一方面给他们享受美感，他所设想的农园不同于一般的农田，而更有艺术化。

　　两位教师中，毕宜是一位热情真诚的女教师，她很理解校长的规划，也很懂得创办这个农园在教育上的价值。黄校长赞扬她“你的真诚是非常浓厚的”。当然她还缺乏经验，因

　　此碰到困难，也感到忧虑。但她年青热情，使她有一种永远向上的进取精神。另一位男教师秦佩瑜则有些悲观消极。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不要过于高超，还是随俗为好。对办农园，他信心不足，认为即使要办，也可以招一家专种菜蔬的人来承种。恳亲会只来了一个家长，他感到没有了希望。但黄校长的强果给了他鼓舞，后来他也充满信心地说：“最后的胜利终竟属于我们”。

　　朱先生是出席恳亲会唯一的家长。他几乎没有什么台词，但他的行动是最好的发言。他准时来参加会，虽然看到别的家长一个也没有来，但他丝毫不受此影响，仍然安祥地留在这里。他笑容自然，和蔼可亲，是这个学校忠实的支持者。他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他的到来使校长和教师们看到了希望。

　　《恳亲会》讴歌了改革者的热忱，描写了恶势力的反对，深刻地说明了在旧社会，即使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也会遭遇各种阻力，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

　　叶圣陶写作《恳亲会》的时间，正是在他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前后。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4日，他们在《小说月报》和《新青年》发表“宣言”，说：“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上世纪20年代初叶圣陶的创作，无论小说还是剧本，无不坚持文学研究会的这一主旨，农民、教师等中下层人民是他作品的中心，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的现实，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问题，体现出了鲜明的民主主义的倾向。茅盾曾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灰色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又说：“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于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在那时期，虽然也写了「灰色的人生」，例如《一个朋友》，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点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的作品。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这是唯心的地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序言）。剧本《恳亲会》也完全符合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小学教师灰色生活的描写以及他们主观理想的抒发，揭露了陈腐可笑、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叶圣陶还参与茅盾、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组织的民众戏剧社的活动。民众戏剧社成立于1921年5月，他们主张戏院“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民众戏剧社出版了一种名叫《戏剧》的月刊，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叶圣陶写了一个三幕剧《艺术的生活》，发表于《戏剧》一卷五号（1921年9月30日）。他还和何明斋合作写过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叶圣陶的戏剧创作在当时颇得好评。他的《恳亲会》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1935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著名戏剧家洪深在该书的《导言》中说：“叶绍钧的《展览会》，我最近复读了一遍，仍然能使得我感动；也许我们都受过封建的顽固的成见底冷落与打击罢――在现代的中国，我们常常得和人家打着架，去贡献给他们一点好东西的！这个剧本中几个教员，写得真是太热诚太真实了”。这里洪深可能笔误，把《恳亲会》写成了《展览会》，因为在叶圣陶的作品目录里并未发现有《展览会》这一篇目；再者，在刊载“导言”的这本戏剧集里登载的也是《恳亲会》。据上所述，叶圣陶早期的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确实很值得我们加以记叙和研究。

　　之后，叶先生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但还是经常看戏，经常与戏剧界人士往还，并写有不少有关戏剧的作品。1928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写的儿童歌剧《风浪》。30年代，叶先生在上海，当时昆曲班社“仙霓社”在“大千世界”演出，他逢到星期天，没有什么要紧事儿，就跑去看他们的演唱。他不仅经常听昆曲，而且自己还学了吹笛，他能吹《千钟禄八阳》等折子。1934年代他写了《说书》、《昆曲》等文章，分别谈了苏州评弹和昆曲的艺术特点及表演状况。在《说书》一文中，他说，“小书”要说得细腻，“大书”尤其着重表演，无论大书、小书，说都有表和白的分别，说书中往往还可以加入许多穿插。在《昆曲》一文中说到：“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里，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所论言简意赅，切中肯綮。40年代叶先生写过《「戏剧春秋」后记》、《田寿昌创作三十周年纪念》（田寿昌即田汉）等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叶老还是经常看戏。在他的散文集《小记十篇》中，有一篇《在西安看戏》，这篇写于1954年1月的文章谈到他在西安不满20天的时间里，看了8回戏，其中有易俗社的秦腔、常香玉的豫剧，连皮影戏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叶老的小儿子叶至诚曾当过江苏省锡剧团的编导，他的儿媳姚澄则是锡剧著名演员，由于这个原因，叶老与锡剧有了一层特殊的关系。他看了许多锡剧，如《双推磨》、《拔兰花》、《珍珠塔》、《孟丽君》、《红色的种子》等，他都看过。1977年，83岁高龄的叶老重回江南，在无锡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由梅兰珍、王彬彬主演的锡剧影片《红花曲》，看后连声称赞：“唱得实在好。”

　　叶老还写过多篇关于戏剧的文章。1961年12月17日，叶先生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撰写了《话剧〖关汉卿〗插曲〖蝶双飞〗欣赏》一文，对田汉名作中的插曲作了细致精到的分析，他说：“这支曲子传出了关汉卿和朱帘秀大义凛然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操，用现代的话来说，这里头又充分传出了高贵无比的同志爱，因此，全剧到这儿达到了高潮”。在1978年5月号的《人民戏剧》杂志上，叶先生发表了《〖丹心谱〗的台词好》的文章，他赞扬话剧《丹心谱》台词平常、朴素、恳切，表达出群众的心声。他说：“听到演员在舞台上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咱们怎能不激动得掉眼泪？”叶老对戏剧界的朋友也极其关切。如1978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演员白杨、赵丹合作的书画《迎春》，叶圣陶先生读了十分高兴，欣然题诗一首：

　　舞台联璧群称久，

　　艺苑交辉我见初。

　　老眼睛窗洵一乐，

　　赵丹画与白杨书。

　　叶老始终保持着对戏剧的热爱之情，始终关心着戏剧事业的盛衰发展，可见叶先生有着难解难分的戏剧情缘。